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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新闻记者笔下的朱德

2020/12/15 17:43:04                   

      时攀

抗日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外界有着太多的传说。他被称为“红军之父”,也是国民党当局报道中常见的“赤匪头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共领导人能够接受国内外记者专访的机会不多,但细细梳理开来,朱德接受采访却并不罕见。当时所能见到的最为全面详实的对朱德的采访记录,为1937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根据自己在延安对朱德的访问实录所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斯诺的《西行漫记》、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中也有对朱德的大篇幅采访描述。其他如英国记者斯坦因、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克兰尔、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美国作家白修德也在延安会见或采访过朱德,之后对他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而朱德接受国内记者尤其是国统区记者采访的材料则不太为人熟知,其中有两篇较为详细的采访报道值得介绍:一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王少桐的《今日的朱彭》;二是记者郎晓的《朱德访问记》。在这些记者的笔下,这位神秘的总司令的形象逐渐清晰。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的气魄

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刚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位被南京政府方面的报纸用“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等各种名称来称呼的朱将军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会有几百万、几千万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和工人,以及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推行的事业而斗争或牺牲。

正是由于围绕这个名字人们所编织的上千种传说,让史沫特莱误以为她所见到的人会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然而,站在她面前的朱德“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这位51岁的将领“既不丑陋,也不漂亮……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然而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力让史沫特莱还是捕捉到了这位传奇人物的不平凡之处:“他那双打量我的眸子,注意力非常之深,很富观察力。中国人的眼睛大都是黑色,他的眼睛却很深,而且是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甚至就凭着这短时间的对视,史沫特莱就已经很肯定地感觉到“不论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的气魄”。

见面后,史沫特莱以记者的方式,向朱德提出了许多个人经历方面的问题,朱德都给予了真诚而简洁的回答,并纠正了一些谬误:比如他的出身并不是富有的地主,而是四川省一户佃农家庭。而当史沫特莱笑着向朱德提起关于称他为“土匪”的说法,并以为他会像自己一样一笑置之的时候,朱德不但没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头,眼睛直视着地面,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流露出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但这种感情只是一瞬而过,朱德随即便昂起头直视史沫特莱道:“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史沫特莱发现此前很少有人了解并介绍朱德,便提出要为他撰写传记的要求,因为史沫特莱想把他当作中国农民的代表,将他的讲述作为“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的象征。但朱德并未立刻同意,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因此建议史沫特莱在延安各处走走,与其他人见面后再做决定。

尽管接受了朱德的建议,甚至遇到了更具有戏剧性的人物,但史沫特莱还是决定坚持原来的方案,她仍然认为朱德更加具有中国普通农民的特性。而朱德也信守承诺,每周抽出两三个晚上的时间与史沫特莱交谈。尽管因为全面抗战的爆发等多种因素,采访一度中断,但史沫特莱仍然克服困难,追随朱德前往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对朱德的采访。直到1945年,史沫特莱才开始《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写作,并于1949年1月完成了初稿。这本书叙述了朱德60岁前的生平事迹,记载了他对救国救民道路艰苦而曲折的探索,折射出中国人民革命的艰辛历程。

史沫特莱在完成书稿一年多后便离开了人世。与朱德的相处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她在遗嘱中写道:“我特别要求将我的遗体火化,把骨灰运交朱德将军,请他把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写作所得的款项均请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可以运用这笔款子,把它用在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上。”

埃德加·斯诺:不能被毁灭的,却是朱德的精神

1936年6月间,埃德加·斯诺由北平出发,进入陕甘宁边区,对这里开展为期4个月的采访,他为此准备了非常详细的采访提纲。在这次行程中,斯诺既接触到了普通红军和边区大众的生活,也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当他回到北平后,先后为英、美报刊写了多篇关于陕北见闻的通讯报道,并将其集结出版,命名为《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2月中译本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最早向全世界详细报道了中共和红军的真实情况。

有意思的是,斯诺到延安采访时,朱德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因此他并没有见过朱德,但在《西行漫记》中却对朱德有大篇幅的描述。他对朱德相貌的描述是从别人那听来的:“朱德的相貌并不动人——一个沉着、谦恭、说话温和的人,大眼睛(老是“非常柔和的眼睛”),身材矮胖,但有铁一般的臂膀和腿。”关于朱德的民主作风,斯诺写道:“他对弟兄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他喜欢在军营里散步,跟士兵们坐在一起,说故事,同他们玩耍。……任何士兵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诉说——事实上往往这样干。朱德叫唤他的兄弟就脱下自己的帽子。他在‘长征’中把马借给倦劳的弟兄,自己走很长的路,看来一点也不疲倦。”他还引用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话:“我以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

尽管没有面对面交流,斯诺仍然将朱德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作风民主的形象刻画得非常鲜活。更重要的是,凭着自己的见闻以及后来韦尔斯提供的采访资料,斯诺对朱德的领导能力和个人品格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书中称赞道:“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帅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康)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

斯诺通过对朱德人生经历及个人魅力的解读,最终将结语放在了朱德所具有的可贵品格对将来人们追求目标的积极作用上,斯诺甚至预言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日军许会再三宣布他已被杀(像过去国民党所干的一样),但实际上他永不会被杀。人们只以为他的肉体不能被毁灭,这是错误的。不能被毁灭的,却是朱德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在未来许多世代中继续鼓励中国的自由战士们追求他们时代的最高目标”。

尼姆·韦尔斯:朱德是坚忍不拔的精神的化身,是新旧历史间的桥梁

尼姆·韦尔斯(又译威尔斯)是海伦·福斯特·斯诺的笔名,她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兼助手,同样也是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1936年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访问时,韦尔斯在西安代行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记者的职务。1937年5月,她克服种种困难,继丈夫之后再次访问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比较幸运的是,这次她见到了朱德本人。而对朱德的描写,也都出自于她通过这次访问整理出版的《续西行漫记》。

韦尔斯与史沫特莱不约而同地都对朱德的传闻、照片与本人的差别感到错愕。在她看到的一张照片中,朱德是一位正挥舞着红缨大刀、率部杀敌的战士。但当她见到朱德本人后,却“发觉他本人完全跟这张照片相反,他慈祥、和善,说话沉静,特别是他的谦恭,简直到了抹杀自我的地步”。关于朱德的外貌,她这样描述:“朱德的身材不高,非常壮健、结实。最触目的特点是那双仿佛含有无限同情的透明的棕色眼睛……朱司令是一个头发灰白的五十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都费在实践的战斗中,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着中国无限(休)止的内战的一切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浮着悲愁的严肃的表情,但当他微笑的时候,他的脸庞又燃起极度愉悦的神态。”

就是这第一面的打量,让韦尔斯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他在心地上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1937年5月20日,朱德为韦尔斯提供了一篇他的自传,简要地回顾了自己半生的经历,回答了韦尔斯关于一些私人问题的提问。当他说到自己的家产时这样回答:“关于我有百万家财的传说,是不真确的。我在云南有些财产,但并不多,我的老婆也稍稍有一点。我一九二一年被迫离开云南时,唐继尧没收了我的财产。”朱德说自己很羡慕两个德国人——兴登堡和麦开森,但也认为“拿破仑在旧式将军中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朱德熟知法国、美国的近代史,因为“小时候很喜欢拿破仑和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刺激了我,我知道中国农民也有一天会同样为着自由独立而斗争”。

尽管韦尔斯认为无法想像朱德“佩着金色的指挥刀,正如不能想像兴登堡穿着朱德臃肿破旧的棉军服和网球鞋,缠着布绑腿一样”,但她依然通过朱德的行动及其在革命中的忠诚与服从,赞誉朱德“是一个大众的领袖,不是一个权威的司令官,他的天性和习惯都是民主的”。关于朱德对红军队伍的影响,韦尔斯这样评价:“共产党所以能够完全操纵红军,朱德对党的忠诚和对政治驾驭的服从,正是原因之一。”“红军在古老中国的背景上是一支十分年轻的新军。朱德是坚定(忍)不拔的精神的化身,是新旧历史间的桥梁……”这一评价,既结合了朱德的人生经历,又更加肯定了朱德作为红军“精神领袖”的地位——是红军战士继往开来、取得胜利的引领者。

王少桐: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副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这成为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标志。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10月10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王少桐前往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笔者注:1937年9月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记者仍用旧称),之后写出了《今日的朱彭》这篇通讯。

在这次采访中,朱德的“平凡”给王少桐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录道,当他们走向总指挥朱德的办公室时,只见“一个穿士兵衣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这个人是如此普通,以至于记者们都忽略了他而径直向门内踏去。可是当有人介绍到那位“士兵”就是刚从前线回来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时候,他们感到震惊和惭愧。王少桐为自己的疏忽解释道:“他们没有符号,没有领章,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头上不刻着字,如何分辨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并无奈地承认“善于识别人的新闻记者,到此也技穷了”。

记者把他对朱德和彭德怀的采访内容归纳为3个方面,即平型关之战、抗战的前途以及八路军的实质。八路军的前身红军在过去10年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围剿”,遭受了无穷困难,仍然屹立不倒。究其原因,王少桐总结道:“他们是不分阶级,总司令也罢,勤务兵也罢,除了职务的区别外,平时是在一起娱乐、一块谈天,一个士兵去见总司令是很平常,没有看见太拘束的窘状,也没有看见长官无畏的威武……总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总司令今天也吃青菜;总司令服装和士兵没有分别,简直没有例外。这些虽然是小事,实际上物质享受的平等,正是转移精神莫大作用。”

在采访过程中,王少桐发现这位平凡至极的总司令说话“缓慢而很有力,态度是沉着而刚毅,言语间很少含有理论,好像一句话的出发点,都根据着事实上的体会或经验”。经过与朱德以及彭德怀一天的会谈,再与之前初见他们时的感受进行对比,王少桐感叹道:“他们起初给我的平凡印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散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副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

郎晓:论穿的衣服,记者比总司令华贵

1938年1月,战地记者郎晓来到八路军总部,对朱德进行了一次专访。此时的中国,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日本侵略者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对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太原、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相继沦陷。以山西为例,日军攻占太原后,晋北敌军增加到4个师团,在东线分3路进犯和顺、辽县,西路由交城出兵进犯文水,山西局面势如累卵。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中共注重发展与晋绥军的友好关系,双方先后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等,在迟滞敌军进攻、协同打击敌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有益经验。

郎晓为“明了局势变化情况,赴山西前线视察,往访各军事将领”。一天早晨,郎晓徒步走到县城10多公里外的八路军总部,很顺利地见到了总司令朱德。朱德在一间“不及方丈”的房间内会晤了记者。朱德向他解释自己要参加一一五师举行的军民庆祝新年同乐大会并发表讲话,因此希望将采访改到晚间,并建议他提前拟定好谈话大纲,同时朱德还邀请记者参加同乐大会。

郎晓对朱德的神貌并没有过多的描述,但是他记录的一个小片段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德的品格。司令部为受邀参加同乐大会的记者准备了一匹马作为代步工具。起初,记者对这一小事的想法是:“也许是夸耀他们抗战胜利,特别给记者预备了一匹从战场上俘虏过来的枣红马,这匹马高而大,不是士兵扶助我,我得作很大的难。”而当郎晓骑马来到会场时,却遇到了一件令他尴尬的事:他被蜂拥而来的群众误认作了朱德,人们纷纷挤上前来要仰瞻总司令的尊荣。这是因为“论穿的衣服,记者比总司令华贵;论骑的马,记者比总司令的马高大”。当人群的视线集中在记者身上时,让他感到的“是一种责备,面目发热,如果地面有空隙,非投身钻进去不可”。对此,郎晓解释道,他的羞愧并不是因为没有当总司令,而是自己服装的阔绰,尽管这种阔绰比都市的大人先生们逊色,但在包括朱德在内的刻苦耐劳的革命将士面前,实在是一种绝大的耻辱。

在晚间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朱德主要回答了关于军事上的多个问题。这些回答中,既有对中共军事政策、战果的介绍,也体现出朱德所具有的战略眼光。记者提问:“自抗战以来,游击队给予敌人的消耗有多么大?”朱德回答:“抗战4个月来,昼夜不息地与敌人打。天天都给予他多多少少的消耗,精密的统计,我一口说不上来,大概消耗了他3万多人、飞机20多架、2个兵站……总之,游击队的给养,除开中央发给外,都是敌人输送来的,这里的事实,明白地告诉国人:消耗战越持久,敌人的损失越大,困难越多;相反的,我们得到的利益更多,困难益发减少。”

翻看中外记者对朱德的采访记录,几乎绝大多数人都用到“平凡”“普通”“和蔼”这些字眼。记者爱泼斯坦对朱德的描写也很具有代表性:“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但是这些以观察入微为职业的记者却都在与朱德的交谈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位朴素将领的不平凡之处。质朴的外表无法隐藏他的智慧与坚毅,他们所看到和总结的朱德所具有的人民情怀、民主作风、艰苦朴素、甘于奉献等优秀品质,既是他个人的代表符号,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能够战胜一切敌人、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10期